足球联赛和俱乐部体制-足球俱乐部是什么组织形式

1.足协和联赛曾出现在我国的哪个朝代？当时的足协和联赛是怎样的？

2.举国体制和职业化有什么区别？女足成绩好男足成绩不好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3.大家都说国足是因为体制的问题,请问国足是什么体制?跟外国的有何区别?对球员的影响如何?请高人指点。

4.足球俱乐部与其它英超职业足球俱乐部不同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5.中国足球的会议总结。

足协和联赛曾出现在我国的哪个朝代？当时的足协和联赛是怎样的？

足球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运动，欧美各国的职业足球联赛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更是万人空巷。按照现在的竞赛体制，各国联赛是各国“足协”主办的赛事，而世界杯是以“足协”为单位。因此在国际赛场上，我国有中国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4支队伍。

虽然现代足球运动是清朝末年才传入我国的，但是我国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运动——“蹴鞠”。大家知道我国什么朝代也有“足协”和“联赛”吗？

2017年中国足协出台U23新政，其中有要求每场比赛各队18人大名单至少有3名U23球员，首发至少有一位U23球员，而且每场比赛U23球员出场数不得少于外援数，虽然足协希望凭借这样的政策来增加年轻球员出场来帮助他们成长，但场上也经常会有刚开场就换人的行为来逃避规则。这样的政策帮助无疑是拔苗助长！

2020赛季结束，随即足协要求各俱乐部改名以此来培养足球文化，但这样的改革真的有用吗？培养足球文化应当从娃娃抓起，而不是搞这样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

限薪令规定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超过税前500万元，平均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元，外援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作为新出来的限薪令，自出台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如今的足球是金元足球，足协这样的逆时代而为真的会有作用仍然值得商榷！

如今中国职业足球已经来到了第27个年头，作为球迷作为普通的国人，没有不希望国足好的，因此希望足协能够办实事，少一些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让足球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举国体制和职业化有什么区别？女足成绩好男足成绩不好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男足运动员体能那么差，赚的钱还那么多？为什么我们那些女足运动员成绩那么好，就赚的那么少呢？其实不光是女足，跳水、乒乓球都能拿到奥运金牌，赚的钱跟足球运动员相比也是非常少的。这就是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区别，说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就是由国家统一选拔培养训练，这些运动员由国家发工资，是国家队球员。职业化就比如足球运动员平常主要打职业联赛，工资由俱乐部发放，不一定是国家队的球员。职业化之后则由俱乐部接管，国家不再给运动员发工资。足球俱乐部就像一个公司一样经营，看球的球迷越来越多，球员收入非常多。举国体制的运动员不管是训练和生活都是由国家队掌控。职业化的运动员由俱乐部管理，他们不一定是国家队的运动员，有俱乐部掌控训练和生活。

男足的成绩不好，女足可以拿到亚洲杯冠军以及世界杯亚军，为什么会这样，也可以分为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自身的原因。一位女足运动员踢不好，就要从国家队降到省队，从省队降到市队。如果没有成绩，比如说成名赚钱，以后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那么男足，踢不好照样可以在俱乐部有钱赚。毕竟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少，但是有些投资足球的大佬可不少。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男足跟女足的普及程度不同。不是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而是国外的普及程度。现代足球有两百年的历史，无论是南美还是欧洲，普及率都非常高，很多小孩从小就接触足球，他们的普及率也大大高出中国。我知道在中国看足球的人很多，但是我们的足球人口远远小于其他国家。那么女足呢，因为全世界女足普及率都不高，有女足球队的国家也没有多少，因此女足取得成绩就相对容易一些。

大家都说国足是因为体制的问题,请问国足是什么体制?跟外国的有何区别?对球员的影响如何?请高人指点。

纯粹从国家队的体制角度来讲，也就是不考虑俱乐部的体制、运作方式和球员的所有归属。那国家队的体制问题就是足协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足球专家，足球强国的足协要么有许多的足球专业人员，要么就是足协主席只有“政治权力”，真正的球队管理都是由一些技术顾问、专家进行的。而我国的足协等于是类似于财政厅之类的政府机构，足协官员们不懂足球又拥有绝对的权力，说白了就是外行教内行，小学生当高中老师。如果考虑俱乐部的体制、运作方式和球员归属，那么问题就多了：俱乐部其实是企业的球队，你看国外豪门哪里有换了个老板就换名字的？球队老是换地方怎么能建立起稳定的球迷群体来支持球市？更不用说国外的社区足球文化了，人家社区内的球队即使在低级别也支持的。球队的运作方式也是十分粗放的。本来我们联赛的奖励机制就很少，拿了冠军的奖金也没有多少，球票很多还是送的。但是球员大多又眼高手低，导致工资虚高。这样入不敷出是靠什么来支持的呢？就是老板的投入，反正都是国有企业（比如申花），花的钱也是国家的。这样的球队运作当然是不合理的，就像阿布投入1亿收入1千万一样的。球队运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我们的老板投资球队其实就是用大把大把钞票来给自己的公司打广告。还有球员的归属，球员说说是某某队的，其实还是归省市队所有的。即使像俄罗斯这些类似于省队的体育组织（中央陆军、火车头、狄纳莫、鱼雷）在苏联解体以前也完成了私有制，自负亏盈。你只要看看俄罗斯俱乐部在欧洲赛场的进步就知道了，人家足球还受季节限制类……

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没有悬赏分也该给我个最佳答案吧？

足球俱乐部与其它英超职业足球俱乐部不同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足球俱乐部与其它英超职业足球俱乐部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组织性质不同足球国家队通常是由一国足球协会创立的官方组织，而足球俱乐部则是企业或集团建立的商业性组织。

2、参赛性质不同足球国家队是代表该国出战国家级足球队伍的较量，主要参加国际性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等，而足球俱乐部是代表俱乐部与其他足球俱乐部进行比赛，通常是参加区域间或是本国的足球赛事，比如欧冠，国家甲级联赛等。

3、成员入队方式不同足球国家队是由国家在国际性赛事前征召在各大俱乐部工作的球员入队，球员是本国人，而俱乐部则是通过转会、足球经纪人选人、青训等方式征集球员，球员可以来自世界各国。

中国足球的会议总结。

中国足球十二年的经典会议做一个总体回顾。

红山口会议

主要议题：中国足球改革，引进外籍教练并提出了职业化足球的概念

1992年6月23日，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代表98人及10个重点城市政府***共聚一堂，共商足球改革的大计。6月24日下午，国务委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并听取了意见，同时发表了对足球改革的看法。在谈到俱乐部体制时说：“没有一流的俱乐部管理体制，将不会有一流的球队，俱乐部体制由城市去建立，俱乐部则不以城市命名，便于外省市人才的流入，俱乐部对人事、工资、门票等有自主权，俱乐部可以由企业去办，但这样不是让俱乐部去搞企业，那样就会暄宾夺主，俱乐部应效仿国外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转会费五大部分资金养活自己。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大转变，在体制改革上有大动作，不然难有大的进步。我在这里下达任务，就是大胆建立新体制，用10年或更长的时间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我们没有后退的余地，必须改革，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事情。”

本次会议的另一大举措是任命袁伟民为中国足协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兼任足协秘书长。另外，本次会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聘请中国国家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同时在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还在红山口礼堂邀请施拉普纳先生讲课。

棒槌岛会议

主要议题：中国足球的深入改革、深入整顿，提出中国足球的十年发展规划

1993年10月7日，委员、国务委员在视察大连体育工作时指出：通过亚运会、七运会和申办奥运会活动，我们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解放了思想，对中国人在世界体育中的地位、水平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中国足球的前途在于改革，中国足球一定要搞上去。”10月14日，足球工作会议在棒槌岛宾馆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足球要深入改革，深入整顿”，重要议题是“制定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本次会议给很多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在于会议中制订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章程”、“中国足协竞赛管理规定”、“中国足球职业、半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等对第二年的职业联赛有着重大影响的条文，还在于提出了著名的“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1993-2002)，明确指出中国足球队在10年之内要进入奥运会决赛圈前8名，世界杯决赛圈前16名，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笑谈。

成都会议

主要议题：第一个球员转会的问题，并制定了详细的球员转会制度

1994年11月，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此前黎兵转会的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而这次会议召开时又时逢中国足球第一年职业联赛结束，中国足协意识到不扫除人才交流的障碍，将会严重限制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于是本次会议中中国足协对大家关心的球员转会制度进行了探讨。最后中国足协出台了详细的球员转会制度，将1995年球员的转会时间定在了1995年1月1日至3月20日和7月1日至8月31日。为了防止在转会中的漫天要价，中国足协还制定了相应的基数，球员的基本身价是当年的收入乘上转会系数。转会系数作出了以下规定：25至28岁的为1；甲A前3名的队员为4，其余以3个名次一组依次递减0.2，至乙级队为3；国家队队员加1，国奥队队员加0.6，国青队队员加0.5，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和最佳射手加1，入选南北明星队和运动健将级队员均加0.5，这些规定对以后球员转会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上海会议

主要议题：甲A是否扩军，并提出足球的法制观念

1995年12月10日，中国足球各阶层的代表、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共计400余人来到上海，参加在这里举行的1995年中国足球工作会议。此前十冠王辽宁队降组，而各界媒体关于扩军问题的呼声极高，一些媒体展开了连篇累椟的讨论：甲A联赛是否应该扩军？因此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下一年的联赛是否扩军”这一议题展开讨论的。然而虽然各界的呼声极高，最终扩军的想法终究没有实现，原因是扩军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样在1996年的甲A联赛上就没有看到14支甲A队伍。

在这次足球会议上，国务委员作了关于“足球要有法制观念”的讲话，明确指出在足球改革中加强法制的重要性，这也是在中国足球中头一次提出法制观念，但至今为止，足球与法制的结合也一直是不尽如人意。

广州松园会议

主要议题：限薪，出台春训万米跑政策，狠抓赛风，加强法制

1996年11月24日，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广州北郊的松园宾馆内召开。在会议中，足协首次提出限薪的概念，并出台春训万米跑政策。足协主席袁伟民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根本性原因是训练上不去，足球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迅速提高竞技水平，训练上不去，水平便无法提高，足球改革也无法深化。”袁伟民还对狠抓赛风，加强法制的问题作出了指示：“不良的赛风会影响社会治安和风气，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抓好赛风建和赛场秩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级足协、俱乐部都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摆到议事日程上，同时完善监督机制，使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接受监督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制纪律观念。裁判员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足协要与新闻宣传部门及各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创造一个热烈、文明、有序的赛场环境。”这是一次经典性会议，会议上的许多内容至今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借鉴意义，只可惜至今很多都没有落实。

大连金州记者招待会

主要议题：总结十强赛，推出“定位论”

由于十强赛，1997年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并没有举行，在11月份的金州，招开了一次记者招待。尽管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记者招待会，但却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在会上，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作了一篇很有名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后来被许多球迷谩骂的“定位论”，将中国足球队定位于亚洲的二流球队。在这次会议中，中国足协并没有虚心地总结一下十强赛失利的教训，把十强赛失利的责任一推而光，对新闻媒体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而戚务生也并没有承认自己指挥的失误。

青岛会议

主要议题：甲B是否不降级？

再三推延的1998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于1999年3月3日在青岛举行。这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与历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没有邀请各甲级球队的领队和主教练参加，据称主要是因为本届会议没有训练方面的内容。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提出了甲B不降级的议案，在这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反对者众多，此议案最终未获通过。联想到后来暂停升降级成家常便饭，就是首届中超推出的降级制度都成一纸空文，也让人不能不感慨。